神

再论‘太平天国之真相’

总论：近年来，随着思想的多元化，许多历史事件正在被重新评价。而正如某些“新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对许多历史的否定几乎已如当年肯定它一样“成了一种时尚”，这其中，就包括太平天国的历史。前两天有幸看到了一篇关于揭露“太平天国真相”文章，相信看过之后的人都会相信太平天国乃中华“旷古未有之大劫，天下少见之奇祸”。然而我却不敢苟同。

关键词：农民革命近代化

正文：一，再论太平天国之意义

按照至为“正统”的史学家的眼光，太平天国是一场农民革命，是应当完全肯定的。于是“新史学家”们处于“离经叛道”的宗旨，乃认为太平天国是一场“邪教教主发动的、对中华文明起到了巨大破坏作用的叛乱”。我的观点，既不同意对太平天国全盘肯定，也坚决反对对其全盘否定。我认为，太平天国有许多应当否定的地方，但总体上是应该肯定的，这是因为，这场运动毫无疑问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太平天国发生之前和结束之后的中国社会之状况。“新史学家”们认为，中国实际上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前已经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而正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导致了这种近代化进程的中断。他们甚至还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近代化过程中输给了日本，就是因为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战争导致了国力衰微，从而使改革无法进行下去。对此种种论调，我想一一作一“再论”。首先我要承认，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许多官僚和知识分子已经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且也作了一些努力，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决不就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了近代化进程。中国社会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前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近代化因素，如果一定要说有，那充其量也就是西方列强在上海的几块殖民地而已。试问：难道仅凭着魏源说了句“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就能说中国已经开始了近代化了吗？难道仅凭着林则徐买些洋船、洋炮，办些译局，我们就能说中国已经开始了近代化了吗？如果仅凭这个标准，那么中国早在明朝末年就已经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购买西方的“红衣大炮”了，那么是不是说，中国在明朝末年就已经开始了近代化进程了呢？因此，中国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并没有什么近代化进程可言。相反，倒是太平天国运动催化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军工企业的诞生，刺激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作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的安庆军械所建立于1861年，其时正是曾国藩与太平军在安徽激战的时候。而安庆军械所所建造的中国第一条自造轮船“黄鹄”号也正是为了与太平军作战所需。（1）1862年秋，李秀成“十三王救京”，与曾国荃的湘军在雨花台大战四十六天，太平军凭借大量洋枪重创湘军，从而令湘军在此后也大量购置洋枪，加快了军队的近代化。至于在以后三十年里成为中国军队主力的李鸿章的淮军，更是从建立之初就基本以近代武器装备部队，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成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军队。当然，我绝不能说，如果没有了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就不会进行近代化改革，但至少是没这么快开始。最低限度，太平天国也没有犯“中断了近代化进程”这样的“大罪”。而如果我们再把眼光放到太平天国这边，就会发现，其实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又何尝不在尝试近代化呢？洪仁干的《资政新篇》里所提出来的一整套近代化改革措施，又岂是清朝当时的那些“中兴名臣”们所能想得到的？至于洋务运动中出现的种种近代化的气象，如“兴工商之利”--鼓励近代工业发展；“兴车马之利”--修建铁路公路；“兴舟船之利”--兴办近代航海业；“兴电报之利”--架设电线；“兴邮政之利”--设立邮局；“兴新闻之利”--开设报纸等等，其实在洪仁干的宏伟的近代化蓝图里都早已有了详细的描述。至于在太平天国的社会中所出现的种种新气象，例如男子不再剃发梳辫、女子不再缠足、禁止赌博、禁止酗酒、禁止娼妓、禁止纳妾、禁止吸食鸦片、男女平等等等，虽然因为太平天国政治中专制神权和王权的因素进行得很不完整、规范，但是较之满清统治下的社会，应该说是更加地具有近代化的气息了。由以上诸端不难看出，太平天国不仅没有所谓中断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大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甚至可以这样讲，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乃正是从太平天国运动而启动了。即使在太平天国失败之后，它的精神还激励着人们为推翻满清专制政府、打出一个新中国而奋斗着。孙中山先生就曾说过：“……而余最初革命思想之萌芽，乃在于吾村之长毛残老之卒……”（2）他也正是自命为“洪秀全第二”而义无返顾地投入到推翻满清的革命中去的。至于说中国之所以在近代化过程中输给日本，是因为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长期战争导致了国力衰微，从而无力再进行改革的论断，我觉得就纯属臆想。依照这个观点，似乎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战败归根结底就应该由太平天国来负责，这岂不是荒天下之大谬！其实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直到甲午战争之前，国力一直都超过日本。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海军实力，都不曾输给过日本。即使到了甲午战争爆发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还是超过日本，而海军方面虽然北洋海军的实力因为海军军费被挪用而被日本超过，但全国海军的力量总和仍与日本不相上下。这国力衰微、无力改革的论据又从何而来？事实上是，中国洋务运动（即中国的近代化改革）没有达到日本明智维新的效果，根本原因是“布新不除旧”。在清朝极端腐朽的封建统治之下，再怎样进行近代化的努力也是徒劳的。庞大的北洋海军也曾称雄东亚，然而慈禧太后的一个颐和园就可以让它停滞不前直到被人所灭。我们不去向真正应该对中华民族落后负责的罪魁声讨，却向太平天国责难，不是太荒谬了吗？讨论到现在，我想我已经把太平天国对中国历史的推动作用说得很清楚了。既然如此，那么一些问题就没必要在这里再去争论了。比如“拜上帝”是不是邪教；洪秀全是不是应该否定；太平天国运动是不是一场群众的盲动等等，在这个大前提下，这些问题是可以慢慢再去讨论的。

二，再论太平天国时期对文明之破坏。

说完了上面的大问题，下面的这些问题我只想略作一些讨论。先论太平天国时期对文明的破坏。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首先要声明，这里所指的“太平天国时期对文明的破坏”并不是单指太平天国对文明的破坏，而是包括了在战争期间双方对文明的破坏。包括太平军，也包括湘军。首先应当承认的是，太平天国在其占领区内对传统文化和文物进行了严重的破坏。这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的信仰是“拜上帝教”，对传统的儒教、佛教和道教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这是太平天国狭隘、浅薄的一面，也是错误的一面。可以讲，这也是太平天国最容易遭到人民反对的一个原因。但是，是否太平天国在其占领区内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呢？是否在太平天国统治下的人民过得比在清朝统治下还要悲惨呢？答曰：否。从太平天国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来看，至少是在建国的初期，洪秀全以及其他几位领导人所要实现的奋斗目标，乃是使亿万农民平均获得土地，从而达到“无人不饱暖、无处不均匀”的大同社会，建立起一个福被天下人的人间天国。虽然这种愿望没能实现，而且，到了太平天国后期实际变成了建立洪氏一姓的天国，但是，太平天国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农民阶级改善了生活。1855年翼王石达开主政江西、安徽，励精图治，使两省在太平天国治下的地区物阜民丰、人咸称颂；1860年六月，太平天国占领了苏州，建立了苏福省。忠王李秀成主政三年半，境内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苏福省的百姓为李秀成树了“万民碑”，称其功德；1860年夏，太平军攻占杭州、宁波，对城中饥馑者发放赈济，对经商者发放无息贷款，使这一地区经济很快恢复，茶、丝出口大幅增长。此外，太平天国还大幅度地降低了税额。根据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资料，太平天国在苏州及其周围郡县中所收的税额与清朝相比降低了15%-100%，这对改善农民的生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以上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在其统治区内并不是只有破坏。事实上，在那些战事不是很激烈的地区，太平天国对社会经济的建设成就要比以前清朝占领时更大。所以，只看到太平天国对文明的破坏却看不到对文明的建设，就认定太平军是杀人放火的匪徒，这未免太失之偏颇了。

下面应该谈谈湘军对于文明的破坏。在这里，我不想多说湘军的劣迹，因为“大索三日”、“大索十日”那是曾国藩治军的法宝。我只想谈谈关于南京的问题。一位“新史学家”称，南京历史上有三次大浩劫，一次是太平天国时期，一次是“南京大屠杀”，一次是“文革”时期。“文革”时期南京遭到了怎样的浩劫我不清楚，因此就只好认为是两次浩劫。凑巧也认为是这两次。可是对于那第一次浩劫，只恐怕六朝古都的“浩劫”不是因为占据南京十一年的太平天国，而是因为破城的湘军吧？如果说太平天国在南京拆了明故宫修天王府、炸毁了大报恩寺的宝塔已是“浩劫"的话，那么湘军破城后屠戮全城居民、纵火焚烧数日就应该算是“万劫不复了”。所以，只好把这第一次浩劫的称号给予湘军了。对城市的破坏，洪秀全是比不过曾国藩的。

三，再论太平天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位“新史学家”提到，正是由于“太平军的叛乱”，造成了清政府面对英法联军的进攻时无法集中起足够的兵力来保卫北京，致使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了圆明园。很显然，这又是要让太平天国背上“卖国”、“误国”的罪名。当然，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烧了，找不着外国人来负责，当然又是应该太平天国负责了。当然，如果我们是出于对咸丰皇帝的同情，自然可以为他所处的内忧外患的时代而叹上一口气。但是，如果我们尊重历史，就不会把清朝反侵略的失败全都归罪于太平天国。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经过。这次战争是英法蓄谋已久的。1856年十月，英法海军攻占广州，1858年逼迫清政府签定《天津条约》，1859年爆发第二次大沽之战，英法海军被击退，1860年英法联军卷土重来，攻占大沽、天津，咸丰皇帝仓皇出逃热河，十月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接着逼迫清政府签定《北京条约》，战争结束。的确，整个战争期间，清政府在南方一直在与太平天国进行着激战。但是，两次大沽之战相反的结果告诉我们，对英法联军的进攻，能不能取胜关键在于战备部署和抗战决心，而不在于是否在与太平天国交战。事实上，清政府的正规部队当中真正用于同太平军作战的主要就是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其余就是湘勇。而江北大营在1858年秋即被陈玉成攻破，江南大营也在1860年春被李秀成等攻破。因此，实际上自1860年春以后清政府的正规部队就基本上不再投入到进攻太平军的战场上了，其主要依靠的力量就是湘军。再者，自1860年秋开始，太平军与湘军在安徽战场上围绕安庆进行激烈的会战，清政府的正规军完全可以投入到抵抗外敌入侵的战斗中，因此，并不存在什么“牵制抗敌力量”的可能。事实上，清政府为了保卫北京也曾投入了重兵。在通州八里桥之战中，清军集中了四万人的兵力，这其中还包括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指挥的最精锐的蒙古马队。另外，北京城内还有十万京城近卫军以及高大坚厚的城墙。由此可见，清政府在保卫北京的时候并不是没有兵力，而是集中了重兵的。北京之所以失陷，主要是因为咸丰皇帝的怯懦和无能。要知道，当时英法联军并没有多少攻城重炮，再加上兵力少，又缺少后援和补给，其实对于防守牢固的北京城并没有什么办法。如果清军坚守，时间一长，各地援兵到来，英法联军只有撤退。火烧圆明园的悲剧也就不会上演了。可叹呀可叹，皇帝的怯懦与无能造成了民族史上空前惨痛的一幕。更为可叹的是，正在大战洋枪队的远在千里之外的太平军们却成了后人嘴中的“千古罪人”。

四，再论太平天国之妇女

在一般的史书中，都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中开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先河。但“新史学家”认为，太平天国对妇女的摧残和蹂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可否认的是，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蹂躏妇女的行为并不在少数。洪秀全的深宫里就藏着几千个美女，其他诸王的王府里也多是美女成群。这种帝王式的占有女性本身就是对女性的一种摧残，对女性尊严的一种亵渎。这是由于太平天国本身所具有的浓厚的神权和封建皇权色彩所决定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封建帝王的特征之一。因此可以说，洪秀全就是一个封建帝王，或者至少是身上的封建帝王色彩浓过农民革命领袖色彩。但是，若以此便判定太平天国对妇女只有摧残和蹂躏的话，则就太片面了。众所周知，太平天国在原则上是主张男女平等的。为了体现这一原则，太平天国设立了女官，太平军设立了女营，科举考试也设立了女试。还处于封建社会之中的人们能提出男女平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洪秀全作为一个接受了孔孟思想的知识分子，能提出来男女平等，主要是因为他接受了西方基督教教义中“人人平等”的思想。这一思想不可谓不先进，要知道，即使是当时的西方，也还没有真正达到男女平等。而太平天国所实施的一系列措施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种思想。比如，太平天国在其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中把授田的标准定为“年十五岁，即授田一份”，这就肯定了男女具有平等的获得土地的权利，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对女性经济权利的首次肯定，是中国女权解放的重大突破。在社会生活方面，太平天国禁止妇女缠足，鼓励放足，这也是对妇女解放的重大贡献。自宋朝以来，一条裹脚布将妇女缠绕了近千年的时间，到太平天国始得以解放。另外，太平天国还取消了蓄奴和娼妓，从前卖身为奴的婢女和被迫沦落风尘的妓女都因此而解放。在太平天国之后，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彻底废除蓄奴和娼妓，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对于中国妇女解放所做出的贡献。还值得一题的是，虽然太平天国高层领导人拥有大量妻妾，但在民间，太平天国还是比较严格地实行了一夫一妻制。太平天国对民间婚姻实行法律保护，对结婚夫妇发给“合挥”（即结婚证），并且主张“男女结婚不论财”，妇女在家庭内部获得了与男子同样的地位，这又是中国婚姻家庭史上的重大进步.当然也要看到，太平天国的妇女解放是很不彻底的，还夹杂着大量封建残余。但不管怎么说,太平天国对妇女的解放已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了.无论是洪宣娇还是傅善祥，历史上没有哪一次农民起义中的女人能象她们一样被载入历史的。

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何以前后不同？发生在中国的“太平天国”造反事件，150多年来，一直是史学评论界长期关注的焦点。1949年以前，基本上是否定的声音占上风。清廷的御用宣传工具，都称其为“发匪”、“长毛贼”；民国以后的知识界，大都沿用旧说。可在解放区，特别是新中国诞生以后，上下又一致认为那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它的领袖人物洪秀全，更被毛泽东誉为“近百年来的志士仁人”之一。可是，到了近些年来，由于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见仁见智，肯定和否定的意见都有，形成尖锐的对立看法，各不相让。只是令人感到奇怪和有意思的是，不论是肯定派还是否定派，除了摆事实外，双方都引用了革命导师马克思老人说的话。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带着满脑子的疑问，把马克思（也包括恩格斯）写的关于“太平天国”的著作读了，这才终于弄清了“庐山真面目”。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的评价文章一共有7篇，其中有6篇写于1853～1858年，而最后一篇写于1862年，距第一篇已经九年多。前6篇都是肯定“太平天国”的。1853年5月20日，即“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村起义两年零四个月，他就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热情地肯定了它的革命性质，说:“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成了一个强大的革命”，“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发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1856年10月17日，他在《欧洲的金融危机》（又名《货币流通史片段》）中，又一次称“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的起义”。接着，他又在1857年3月2日写的《俄国的对华贸易》中，重申了起义的观点，说中国产茶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领”。同月22日，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里，对“太平天国”他说是“在中国爆发成了愤怒的烈火”。1858年9月3日，在《鸦片贸易史》中，他重申“鸦片战争”“使中国发生起义”的看法。而在该年9月10日的《英中条约》中，他再次强调了“太平天国”是“中国革命”的说法。就在马克思热情肯定“太平天国”的同时，与他并肩战斗的另一位大胡子老人恩格斯，也发表文章支持。他于1857年6月5日发表的《波斯和中国》，说“太平天国”造反是“大起义”。而同年7月4日写的《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中又说：“长期以来，南京及其周围的大部分地区都落在起义者的手里，而且起义者的一个或几个领袖都以南京为自己的大本营。”但是，只隔了几年工夫，大胡子老人的态度就发生了质的变化。1862年6月，马克思在最后一次涉及“太平天国”的文章《中国纪事》中，口气就完全不一样了。文章开头他就说：“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的色彩”。“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并一针见血地说：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与停滞对立”。经过一番分析后，老人家总结性地指出：“显然，太平天国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而“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面对上述情况，怎样去理解马克思对“太平天国”前后不同的评价呢？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就会发现还是大胡子老人讲得有理。尽人皆知，任何事物从开始到结束，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太平天国”的造反自然也不例外。金田村起事后，他们确实是一支农民起义的革命队伍，也确实做了一些有益于劳苦大众的事。但是，和历代的农民起义一样，由于没有先进的革命理论指导，加上农民本身的狭隘性，在其建都南京后，就急骤地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先是高层领导的腐败变质和领导集团内的争权夺利，然后就发展到杨、韦内讧，直到石达开的带兵出走，当初的那一点革命性很快就丧失殆尽。而伟大的马克思，正是根据这一变化才作出前后不同评价的。那时候，天各一方，通讯极不发达，远在万里之外的大胡子老人，不可能对“太平天国”的发展变化及时了解和掌握，只能在每隔一段时间根据自行掌握的信息和资料去作判断。因此，对“太平天国”的造反要作出权威性的总结，只有在其运动结束之后才有可能。

我把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的文章通读后，更觉得他的前后不同的评价，都是有道理的、正确的。当运动处于萌芽或初期尚有革命性的时候，他就热情地赞扬它、肯定它；而当它蜕化变质以致彻底失败，他又正确地指出其原因和必然性。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实事求是，也真正符合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他不像我们中国的某些理论家，对人对事总是形而上学、一成不变地看问题。作结论。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上，全面否定有不公允的地方；而全面肯定亦不足取。正确的办法应该是两分法地去看，好的方面就肯定，错误的方面就批评，绝不能主观主义地对待。至于那些对立的双方在文章中都引用马克思的话来证明自己的正确，那是实用主义，实在不足取。现在，急需有史论家对“太平天国”造反运动作全面总结，还历史事件以本来面目。

注释：《请季的洋务运动》第二卷樊百川著上海书店出版社